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站在新旧交界线：当世界大变局遭遇“全球领导力赤字”
1.1 “全球领导力”的基本内涵与形成脉络
1.2 “全球领导力”的主要支柱与核心要素
1.3 “全球领导力赤字”的时代症候：和平失落、发展失衡、文明失和
第二章 把脉乱象与危局：“全球领导力赤字”的世界政治思潮背景与政治经济根源
2.1 “全球领导力赤字”恶化的首要根源：大国失责与大国失范
2.2 “全球领导力赤字”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双重张力”下的世界
第三章 赋能“全球领导力”：国际社会在行动
3.1 多边机制：以改革之举应对挑战
3.2 全球南方：以团结之力推进变革
3.3 中国的抉择与行动：始终做变革世界中的建设性力量
第四章 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为人类创造更美好未来
4.1 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的根本之策：以共生逻辑超越霸权逻辑
4.2 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的行动方略：价值坐标、系统方案、转型方向与未来愿景
结 语
编写说明与致谢
序 言
若干年后回望，2025年将是人类历史发展和国际秩序演变进程中一个标志性年份。
这一年，历史的记忆格外鲜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两个“80周年”提醒着人们：世界和平来之不易，人类团结弥足珍贵。
这一年，现实的挑战格外严峻。美国成为世界的最大搅局者，有人说，它不但要“放弃自己创造的世界”，还要回到“19世纪的帝国主义”。
这一年，未来的呼唤格外热烈。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齿轮飞速旋转，人类还未回答好文明共存的考题，人机共存的试卷已摆在了面前。
历史、现实、未来带着各自独特的时空气息碰撞交汇，是昨日重现还是未来已来？人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重建“全球领导力”愈显迫切：挑战重重，亟需共同行动；前途未明，急盼引领力量。而这正是本报告聚焦“全球领导力”的原因所在——这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大船在百年变局的洪流中不失速、不偏航、不倾覆的根本保障。
本报告首先从现代国际秩序演进史的视野考察“全球领导力”的形成并尝试为这一源自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概念赋予政治学的新意义。我们认为，“全球领导力”是全球治理的引领性力量，也是大国协调和更广泛的多边主义的有机结合体。它建基于安全治理、金融治理、贸易治理领域三大多边合作机制之上，包含多边合作引领力、公共产品供给力、制度规则塑造力、价值理念感召力四大核心要素。
当前，世界陷入“全球领导力赤字”的困境，其时代症候为和平失落、发展失衡、文明失和。本报告尝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全球领导力赤字”的世界政治思潮背景与政治经济根源：一是美国陷入右翼民粹主义思想迷局，成为“全球领导力赤字”不断扩大的首要根源；二是“全球领导力赤字”亦是“双重张力”下的产物，即时代危机激增与治理能力萎缩之间的张力以及世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张力。
有国家为“全球领导力”做减法，也有国家为“全球领导力”做加法。本报告认为，赋能“全球领导力”，全球力量都应行动起来：多边机制在危机中涅槃重生，为重建“全球领导力”提供了稳固的实践平台；全球南方国家正在经历主体觉醒，它们从权力分配对象到治理主体的角色跃迁，为“全球领导力”输送了变革能量；而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仍应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坚定做变革世界中的建设性力量，以其深厚的文明智慧和持续行动，稳健的自身发展和扎实的对外合作为“全球领导力”持续赋能。
新时代呼唤新引领。本报告认为，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新型全球领导力”，这种“新型全球领导力”并非来自某一个国家、某一个集团或某一个国际组织，而是一种多边领导力，是国际社会为积极应对全球问题形成的“合力”。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的根本之策是，以共生逻辑超越霸权逻辑。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可遵循以下行动方略：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坐标，以四大全球倡议为系统方案，以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转型方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未来愿景。
有学者说，多数人因看见而相信，只有少数人因相信而看见。在世界的艰难时刻，尤其需要“因相信而看见”的勇气、智慧、定力。
第一章 站在新旧交界线：当世界大变局遭遇“全球领导力赤字”
“旧世界正在消亡，新世界尚未诞生”，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名言形容当下我们所置身的时代，也是恰当的。站在新旧历史交织之处，耳畔传来生产方式、国际体系、文明格局三重转型的巨大轰鸣。数字时代加速到来，多极化世界加速出现，文明多样性加速回归，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人类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识变、应变、驭变尤需全球协调和国际集体行动。令人不安的是，当今世界正深陷“全球领导力赤字”的困境，好似“无锚之船”，在时代的巨浪中颠簸不已。历史前进的车轮会否倒转，世界转型的进程会否失控，旧秩序的危机将以和平手段消解还是以灾难性方式出清，新秩序的轮廓是昨日世界的复刻还是关于更美好未来的创想……一系列攸关人类前途命运的命题摆在各国面前，重建“全球领导力”成为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
1.1“全球领导力”的基本内涵与形成脉络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方明所去。在世界历史发展和国际体系演进的时空经纬中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全球领导力”的基本内涵、形成脉络及其之于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是重建“全球领导力”的“必修课”。
基本内涵：全球协调与大国引领的有机结合体
“全球领导力”（Global Leadership）最初是经济学中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概念，意指跨越不同地域和文化、在多元化环境中领导企业或组织的能力。它虽也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使用，却缺乏统一而明确的定义，有时还与“全球治理”“国际领导”“大国领导力”甚至“霸权主导”等概念在相似语境下使用。
结合近现代以来国际体系变迁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治理实践，我们认为，“全球领导力”是这样一种过程和状态：它不是某个大国“号令天下”的“霸权”，而是各个国家、国际组织、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在平等基础上，通过协商、对话、合作，为解决跨国性和全球性问题、改革和建设国际秩序所凝聚的合力。它既强调全球协调、国际集体领导，也重视大国合作、大国带头作用，是由全球治理的引领者、合作者、参与者的良性互动所形成的多边合作体系。
形成脉络：国际秩序现代化的结晶
以大历史观观之，“全球领导力”是世界历史进步的产物，也是全球化生产的客观要求。它是人类走出无政府丛林世界的探索，是国际秩序现代化的结晶。
——传统主权国家治理模式的形成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15、16世纪之交新航路的开辟掀开了“世界历史”的大幕，人类文明自此奏响全球化与现代化“双重奏”。一方面，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形成一种不可分离且不断扩展的内在联结。另一方面，以主权平等、国际法治等一系列现代性理念原则为基础的“现代国际秩序”也随之由欧洲向全球铺展。
17世纪中叶，欧洲三十年战争后所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的治理模式，成为现代国际秩序的开端。始于19世纪初拿破仑战败、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维也纳体系，开创了以均势原则为基础的欧洲协调，被视为“当代全球治理的历史起源”。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代表了人类在一战劫难后对国际新秩序的探索，这一体系虽带有明显的分赃性质和争霸性质，却也是“第一个全球意义上的国际秩序”，其所建立的国际联盟是通过国际制度维护世界和平、实行集体安全的一次尝试，所强调的民族自决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总的趋势是先进的秩序安排取代落后的秩序安排，但其共同底色仍是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行动逻辑仍是你死我活、你输我赢的零和竞争。
——联合国的创建与“全球领导力”的形成
1945年6月26日，美国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包括中国在内的50国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郑重签字。“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人类痛下决心，携手缔造持久和平。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全球治理自此掀开崭新篇章。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基于权利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一个主权平等的国际体系”。至今已有193个国家加入其中。
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遵守国际法治等现代性理念原则在联合国宪章中得到更为系统的体现，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成为二战后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遵循和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石。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道路、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在联合国旗帜下共同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贡献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为载体，“全球领导力”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际公认的方式成体系地形成了。
——二战后“全球领导力”的曲折演进
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蜿蜒曲折中前行。二战后接踵而至的冷战局面使联合国一度沦为美苏争霸的工具而无所作为，世界事务无处不闪烁着两极角逐的影子。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这一集体安全机制实现全球安全治理的设想无法落地生根，核威慑下的“冷和平”伴生此起彼伏的局部冲突和地区危机。
与此同时，新的全球治理力量和“全球领导力”形态也在成长壮大，“没有霸权的国际合作”不但是可能的，更得到了发展。就联合国系统而言，随着亚非拉新独立国家大量加入和中国重返联合国，其内部结构逐步从两大阵营对抗的东西结构向发展水平差异的南北结构转变，组织机构和行动议程也随之拓展，如1964年成立贸易和发展会议，1965年创设开发计划署，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在联合国系统之外，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召开万隆亚非会议再到发起不结盟运动，非西方国家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引人瞩目的力量；不容忽视的是，西方阵营内部也在发生松动，最具代表性事件是“欧洲联合”在西欧起步并最终形成“欧洲共同体”。
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瓦解，重新“激活”了联合国。维和行动获得更大作用空间，人道主义援助惠及更多弱势群体，联合国改革按下启动键，千年发展目标开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发展治理……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持续凸显。
1995年，由28位国际知名人士组成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发布报告《天涯成比邻》，提出“只有通过共同努力和运用集体力量才能创造一个较好的世界，舍此别无他途”。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交通运输和信息技术革命相互激荡的时代背景下，全球治理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球治理实践从全球向区域全面铺开，“全球领导力”形态也愈发丰富多元。最重要的变化是全球南方国家全面崛起和联合自强。以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为抓手，南方国家成为引领推动全球治理革故鼎新的关键力量。“21世纪将是主要由非西方国家推动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世纪”，这一图景愈发真切而清晰。
1.2“全球领导力”的主要支柱与核心要素
二战后的世界，多边主义渐成时代的主流。这意味着，可持续、有效能的“全球领导力”必然建基于多边机制之上，通过推进多边合作、贡献公共产品、塑造制度规则、提供理念指引，实现国家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的有机统一，共同建设更美好的世界。
两大主要支柱
二战后的“全球领导力”以联合国机构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两大主要支柱，分别确立了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80年来，两大主要支柱在危机与改革中不断演进，历经由两极向多极的国际格局之变，至今仍在全球治理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多边机构。它以联合国安理会为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沿防扩散和维和行动两大主线开展全球安全治理。联合国在全球发展治理领域的主导地位是在冷战后逐步确立的。从“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到千年发展目标再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发展治理系统愈发专业、强韧。
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也在全球治理的不同领域各司其责。比如，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分别在全球卫生治理和人权治理中占有核心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文化治理领域发挥关键作用，联合国妇女署则在妇女事业全球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将本国利益凌驾于联合国之上，粗暴干涉别国内政，谋求霸权、维护霸权、滥用霸权，大搞集团政治，挑动对立对抗，肆意践踏国际秩序，为全球动荡埋下祸根。
四大核心要素
——多边合作引领力
团结合作是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最有力的武器。多边合作引领力意味着，通过沟通协调和议程设置，引导各方克服分歧、形成共识，找到利益最佳结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迈向大规模集体行动，产生“1+1>2”的协同效应。
——公共产品供给力
国际公共产品是为各国、各世代所共享的商品、资源、服务、规章制度，关乎人类整体福祉。其最佳供给水平为实现“林达尔均衡”，即所有国家对国际公共产品作出的贡献在边际上等于得到的收益。大国拥有资源和能力的优势，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
——制度规则塑造力
“全球领导力”体现为一整套规则体系，公正合理的制度能使各国自愿接受并遵守。与时俱进的改革是永葆国际机制、国际规则合法性、权威性的法宝。
——价值理念感召力
“全球领导力”既需要体制机制的“硬支撑”，也需要价值理念的“软支撑”。国际主流价值观是制定国际规范的遵循，也决定着世界的整体精神面貌。随着“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走下神坛，全球性的主导意识形态处于缺失状态。新的国际主流价值形态，将深刻影响各国能否应对各类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难题。
1.3“全球领导力赤字”的时代症候：和平失落、发展失衡、文明失和
当今国际秩序正面临“礼崩乐坏”的危机，国际公德一再触底。美国热衷“退群毁约”，规则破坏者有罪无罚；种族灭绝、帝国扩张死灰复燃，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霸凌行径大行其道。从多边合作疲软到公共产品缺位，从主要机制无力到主流价值衰落，“全球领导力”核心要素遭受全面侵蚀。在人类面临更复杂全球性挑战、呼唤更强韧“全球领导力”的关键时刻，现实却是全球治理疲软无力，“全球领导力赤字”持续扩大，地球家园陷入和平失落、发展失衡、文明失和“三重困境”。
和平失落
从亚洲、欧洲到非洲、拉美，武装冲突、领土争端、政局动荡此起彼伏。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苏丹内战仍延宕不已，刚果（金）东部又战火重燃，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近年来最大规模空战……世界处于二战后军事冲突最多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挑起或发动的大型战争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等。2001年以来，美国以反恐之名发动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90万人死亡，其中约有33.5万是平民。美国还用军事霸权为扩张开路，近年年均军事预算7000多亿美元，占世界军费总支出的40%。美国目前在海外有约800个军事基地、在159个国家驻扎了17.3万人的军队。全球陷入安全上的“集体焦虑”。
冲突与战争引爆的人道危机愈发触目惊心。在加沙地带，超过6.7万人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丧生，人道主义危机达到“灾难性的程度”；在苏丹，持续的武装冲突导致1200万余人流离失所，全国约三分之二人口急需援助以维系生命；在也门，超过1700万人面临粮食安全危机，逾100万名5岁以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报告显示，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全球因暴力冲突事件死亡的人数接近20万人，同比上升37%。
传统安全威胁之外，气候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进一步跨国界扩散。各国面临着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安全风险综合体，全球正形成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
发展失衡
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全球化方案将造富置于最高位置，在国内、国际两大层面造成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国内层面，“上”“下”矛盾突出，发达国家分配不公问题持续恶化，美国前1%富人财富首次超过中产阶级财富总和，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失业率不断上升，底层人口的处境更加艰难。国际层面，南北鸿沟加大，“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在资源分享、生产分工、利益分配等方面矛盾不断加剧，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各异，半数最穷国正经历发展进程的“历史性倒退”。有关统计显示，全球8亿多人处于贫困状态，世界基尼系数已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
引人深忧的是，西方数字霸权正对全球不平等与两极分化问题推波助澜。世界银行资料显示，全球仍有20多亿人从未用过互联网，许多发展中国家只有不到一半企业接入互联网且网速很慢。而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前沿技术就绪指数排名中，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普遍排名较低。有学者认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劳动者或因南北方国家再度迅速拉大的数字鸿沟，更易陷入AI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马尔萨斯陷阱”。
雪上加霜的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逆流愈发汹涌，严重阻滞世界经济复苏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程。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将国际贸易体系拖入混乱漩涡，导致全球经济活动出现扭曲。世界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艾汉·柯塞表示，美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犹如“飞机跑道上的迷雾”，拖累全球投资步伐，让经济前景黯淡。
文明失和
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论”甚嚣一时。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保守主义的崛起又进一步冲击了多元主义价值观。“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挑动制度对抗，“身份政治”和“认同政治”加剧族群矛盾、宗教冲突乃至文明对立。
当今世界正经历人类文明格局的新一轮重塑，文明多样性的回归已不可阻挡。不再“一统天下”的西方文明愈发焦虑，全面觉醒的非西方文明更加昂扬，如何建构新型文明关系，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因“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的言论引发非议，但他的以下告诫不无道理：西方人应“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
相较东西方文明关系，西方世界内部正在进行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精神内战”或许更引人瞩目。更加激进的自由主义和更加激进的保守主义进一步推动欧美各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美国知名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柯克遭枪杀事件引发美国陷入政治暴力新周期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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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丨共建“新型全球领导力”——迈向更加公正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共同行动
